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文人诗传统里很特别、很辉煌的时代。这时文学题材已经从词赋转变为五言诗，这一时期作家的数量和水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提到建安文学，就不得不提到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他们在建安文学上的地位超过了建安七子。建安文学存世的作品很少，只有三百多篇，其中曹植有八十几篇，曹丕有四十几篇，曹操有二十几篇，占了建安文学作品总数的近一半之多，可以说没有三曹，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巅峰。三曹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建安七子不过是羽翼，下面就来具体谈谈三曹在文学上的成就。
没有曹操，就没有建安文学，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奠基人，他达到的高度无人可以企及。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如果不是曹操将天下文士收归帐下，恐怕很多人会在战乱中凋零。
曹操并不是只收不用，他为这些文人提供了做官的机会，“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共欢颜”所描述的场景，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有了先例，这个引领潮流的人物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奸雄曹操。
曹操和很多割据一方的势力不同，他不是为了邀买人心才对文人雅士倾心相交，他是从心底里想复兴文化，在政治上想统一天下的同时，也主动肩负起了文化复兴的重任。
这个重任不是谁强加给他的，而是曹操自己主动担当起来的，占领文化阵地这种说法估计曹操没想过，但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为天下文人雅士在乱世中开启一片净土，为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在精神上增加一丝慰籍，就是我曹孟德的追求。曹操的《求贤》、《举士》、《求逸才》诸令强调唯才是举，其目的就是打破士族门第的限制，从各阶层提拔人才。
《魏志-荀彧传》中说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因此，曹操所任用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其次就是文人雅士。
曹操自己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态度，对于其他作家起到了引导和倡导的作用。
《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乐府诗中的《薤露行》和《蒿里行》两篇，记录了东汉末年的时事。
《薤露行》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其中《薤露行》记述了何进误国和董卓殃民。
《蒿里行》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则反映了群雄私争使兵灾延续，这两篇也被称为汉末实录和诗史。
曹操的另一类诗，则侧重于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如在《对酒》里描写了作者理想中的太平时代，在《度关山》里强调了正刑和节俭，反对“劳民为君”。在《短歌行》中歌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表明自己谨守臣节，忠于大汉的政治态度，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诗作中可以对其政治主张和抱负一窥端倪。
曹操的抒情诗《龟虽寿》中的名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强调有志进取的人虽然知道岁月蹉跎，但是他们会一直秉承积极的态度，相信人面对困境，一样可以有所作为。在《短歌行》中所说：“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也体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的心态。
曹操开启了建安文学，属于开创者。但要说到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的话，则非曹丕莫属，所谓领袖不是作品最多，而是影响最大，这不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影响，也包括对于建安文学发展的影响。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哥哥曹昂去世之后，曹丕就成了爵位的继承人。曹操去世以后，曹丕继承了爵位，并接受大汉“禅让”，成为了魏国皇帝。这位开国之君在位时间并不长，只有五年零七个月。其政治追求也不同于曹操，他崇尚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当时北方已经统一，士族大家和豪强已经和曹氏政权达成了一致，表示听从指挥，因此曹丕就改变了曹操打压士族大家，重用寒门子弟的做法，在政治上对于士族大家采取了妥协的策略。因此在政治和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最主要的军事成就就是打压青州、徐州的豪强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北方的统一。在政治上，曹丕轻刑罚、薄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算是一位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君主，他自己也一直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明君的形象。
在文学造诣方面，曹丕在《典论·自叙》中，对于自己的文学修养有过评价：
“背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当然这里面有曹丕自夸其德的嫌疑，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文帝本纪》中，说曹丕著作：“
所勒成垂百篇
”。说明曹丕的诗作颇丰，没有前期的积累，想要提笔成文那是不可能的。通过上述记载，我们了解到曹丕博览群书、见识不凡、著作颇丰。
他的《典论》一书现存三篇，其中《论文》为重要的文学批判文献。
在《论文》中曹丕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重视文学是当时一般的看法，但以曹丕的身份和地位，发表这样的议论又如此强调，则可以说明他在提倡文学、鼓励著述的用意。建安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曹氏父子，尤其是曹丕的提倡和领导。
当时很多文人被曹操所接纳，在邺城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这个集团的顶端，是曹操高高在上，而曹植又年轻不足以服众，因此建安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曹丕。
曹操是提拔文人雅士们做官，曹丕和曹植则是和他们交朋友，曹丕重视他们的文学创作，提倡和鼓励的作用更为明显。
曹丕自己作诗更倾向于民歌化，在通俗语言的作用上更加努力，因此尽管才华不及曹植，但在建安文学的民歌化这一特点上，曹丕的诗作表现的十分突出。
不加雕饰、如同白话，是曹丕的诗作最突出的特点。
如《上留田行》中的“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又有《艳歌何尝行》里所说的“长兄为二千石，中兄彼貂裘，小弟虽无官爵，鞍马往来王侯长者游”。
这些语言几乎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没有分别，通过字面的意思，就很容易让人理解，因此才会广为流传。
在诗作创新上，曹丕也走在了整个建安文学集团的最前面。
曹丕最出名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当时还没有文人做这方面的尝试，同时曹丕所创作的六言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其他人当时不过刚开始尝试而已。诗作的形式多样，是曹丕有别于他人的突出特征。
另外，曹丕的诗作中有很多描写男女相恋和离别的题材，好像只要是言情的题目，曹丕都不肯放过，有的还是带别人言情。
如曹丕为一首诗写的序中就提到：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
因此，曹丕文学成就尽管气势不如曹操，才思不及曹植，但对于建安文学，起到了很好的领导作用，对建安文学的创新，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对于建安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曹植。
在曹操的心目中曹植不仅才思敏捷，在兄弟之中最有才能，且可托付大事，因此曹操曾经一度动了立曹植继位的念头。但曹植的“
任性而行，饮酒不节
”，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因此，最终放弃了立曹植为继承人的念头。
曹植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曹丕继承帝位为分界点。
在曹丕继承帝位之前，曹植的创作主要表达了自己安逸的生活，对于报效国家的向往，对于建功立业的追求，和对社会现实的写照。曹植渴望在军事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却没有机会，在他的诗作《赠徐斡》里就可以看出曹植的怀才不遇：
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
知己怀才不遇，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同命相怜则为知己，既是生之幸事又是生之不幸。
曹植后期的诗作，是他在痛苦生活中培育出来的，多有慷慨之言。
尽管他一直想要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曹丕也好，曹叡也罢，都对他严加提防，失去了自由之身的曹植，只能通过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如名作《赠白马王彪》七章就是交织着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的长诗。这首诗创作的同年五月，曹植和曹彰、曹彪到洛阳朝见天子曹丕，曹彰到洛阳之后不久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曹植、曹彪在七月离开洛阳时还不能同行。分手的时候，曹植十分伤感，他既担心自己和曹彰一样，死的不明不白，也怨恨兄弟相残，这种违背人伦之事。通过这首诗第三章的“
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
”四句，曹植痛骂小人搬弄是非、离间骨肉，对于朝廷的愤怒，他只能这样发泄。第久章写出了生死离别之感，既哀伤曹彰的永远逝去，也为自己的处境和曹彪的未来担忧。
只做一个诗人，曹植是不甘心的。
但是他越是积极进取，就越会招致曹丕、曹叡的猜忌，这是曹植的悲哀。但正因为没有了功业的拖累，曹植才在诗作的创作上，达到了曹丕不能企及的深度，曹丕的诗作很多存在模仿的痕迹，有点半成品的味道，但曹植的诗作则实现了对汉乐府诗的超越。
《诗品》评价曹植的诗用了“骨气奇高，诗才华茂”八个字，慷慨激昂的情调和语言的高度提炼，文采缤纷，但实而不虚的诗风，是曹植诗作的突出特点。
曹操的高度、曹丕的广度、曹植的深度，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水平，务实而不虚华，求真而不虚假，历万世而不朽，经众口而长存。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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