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热风》
鲁 迅
（1881 —1936）
今天是鲁迅诞辰140周年。
鲁迅是中国人无法绕过的作家。小时候，我们“受难”于他文章的佶屈聱牙；长大后，却忍不住一次次回味他的深刻与锋利。
100多年过去了，青年人依然在读鲁迅。鲁迅已然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符号。
他奋笔疾书那些愚昧的民众、不敢“直面真相”的上层阶级、“瞒与骗”的文人……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文风戳破了一众虚伪粉饰的面目。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心怀国民，反抗迂腐，殷切期盼着青年崛起。他在《灯下漫笔》结尾说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儿时，我们从课文中学习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感受鲁迅作为个体感性的一面，成年后我们更多从《呐喊》《狂人日记》中感受他内心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
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我们摘选了1881-1936鲁迅肖像和文字，希望用这些图片和文字更深得感受其思想和灵魂。
日本时期
（1902—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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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文学院，1903年摄于东京。
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剪掉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后，拍摄了这张照片，因此人称“断发照”。鲁迅曾将此照连同一首绝句赠好友许寿裳，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许寿裳因将该诗命名为《自题小像》。这是现存的鲁迅最早的单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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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寿裳与蒋抑卮等合影（局部），1909年摄于东京。
蒋抑卮听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外国小说，计划出版《域外小说集》而缺少资金，爽快地答应给予资助，使该书得以出版两辑。照片由东京江木照相馆拍摄，照片上标有William’s字样。此外有“东京神田”四字，标明照相馆的所在地。
杭州、绍兴时期
（1909—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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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留影，1909年摄于杭州。
鲁迅本来打算到欧洲留学，学习德文，因为那时德国介绍外国文学广泛而迅捷，鲁迅所看的东欧、俄国文学作品，很多是德文译本。但现实已不允许他实现这个梦想。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所写《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几个别的人”包括二弟周作人及其日籍妻子。
鲁迅回国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生理学教员，兼日本植物学教师的翻译。这张照片由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拍摄。鲁迅的同事许寿裳回忆：鲁迅“初到时，仍着学生制服；或穿西装。彼时他摄有照片：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戴领带，短发短髭，眼神炯炯，英气勃发。” 照片上标有Ne-Ngo-Sheng, Hong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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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1909年摄于杭州。
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编写了《化学讲义》、《人生象斅》、《生理讲义》等教材。《人生象斅》长达11万字，其附录《生理实验术要略》后经修订，发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教育周报》第55期。同事夏丏尊回忆：“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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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府中学堂春季旅行于禹陵之纪念”（局部），1911年春摄于绍兴。
由于不满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恶劣风气，1910年8月，鲁迅回到家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教务长）兼生理学教员。他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设法增加他们外出游览增长见识的机会。这张照片是他带领学生游览禹陵时在百步禁阶上所摄。
北京时期
（191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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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Q正传》俄译本所摄，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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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应《阿Q正传》英文本译者梁社乾之请，鲁迅拍摄了这两帧照片。鲁迅日记：“午后往中央公园，在同生照相二枚。”梁社乾在翻译过程中，得到鲁迅的帮助。梁译《阿Q正传》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日记1926年12月11日载：“收梁社乾所寄赠英译《阿Q正传》六本”。但译本并未收入鲁迅照片。
厦门、广州时期
（1926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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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
鲁迅对厦门大学人际关系感到厌烦，且不适应当地生活，不足半年就决意离开。临行前，鲁迅、林语堂与几个学生在南普陀西南的小山岗上照相，这里到处生长着鲁迅喜爱的龙舌兰，满山是馒头一样的洋灰的坟墓。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鲁迅后来把照片用在杂文集《坟》中。他还在照片上题写一句话赠给章廷谦（矛尘）。照片上标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厦门中国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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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时所摄，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
1927年1月中旬，鲁迅到达广州，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馆拍照。鲁迅日记：“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图明馆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饮茗。”这张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张底片。
上海时期
（1927—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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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光华大学讲演，1927年11月16日摄于上海。
光华大学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学，校名取“光复华夏”之意。鲁迅日记：“下午往光华大学讲。”讲题为《文学与社会》。演讲前后各摄影一张。鲁迅在演讲中批评了逃避现实斗争、专造象牙之塔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止于叫苦和鸣不平的消极文学，以及歌颂杀戮的帮凶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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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云里寓所，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
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迁入景云里23号，建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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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纪念”时所摄，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
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50岁生日。上海左翼文化团体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荷兰西菜室秘密集会为鲁迅祝寿，史沫特莱为摄影。鲁迅日记：“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后来鲁迅向朋友报告说：“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其中一张照片由史沫特莱寄往美国《新群众》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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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释母亲悬念所摄全家照，1931年7月30日摄于上海。
柔石等牺牲后，因谣传鲁迅被捕，在北平的鲁迅母亲担忧儿子的安全，频频来信询问。鲁迅想以全家合影以释母念。鲁迅日记1931年7月28日：“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井写真馆照相。”但这次的照相在冲洗时损坏。于是，30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复至福井写真馆重行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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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所摄，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
鲁迅日记：“下午往春阳馆照相。”是日鲁迅拍摄三张照片，两张穿外套，或端坐，或侧身坐，均取上半身。照片上鲁迅所穿毛背心系五年前许广平所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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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所摄，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了鲁迅几篇作品，准备编入《活的中国》出版，极盼得到鲁迅一张近照。他托姚克向鲁迅寻求支持，鲁迅拿出一些照片让姚克挑选，姚克看后觉得都不能把鲁迅的性格传出神来，于是提出重拍。鲁迅日记：“午后……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实际上两人去了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照相两张，一张是鲁迅的单人半身像，另一张是两人的合影。鲁迅对单人像很满意。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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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岁生辰，1933 年9月13日摄于上海。
1933年9月13日鲁迅一家摄于上海王冠照相馆。鲁迅日记：“上午同广平、海婴往王冠照相馆照相。大雨一阵。”9月17日：“下午以照相分寄母亲及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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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所摄，1935年摄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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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
1936年初，鲁迅患病，时轻时重，历时数月。3月23日鲁迅日记：“午后明甫（茅盾）来，萧军、悄吟（萧红）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史女士，指史沫特莱，“其友”，是英文《中国呼声》编辑格兰尼奇。两人为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请鲁迅邀萧军、萧红等来谈义勇军活动情况，茅盾担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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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所摄，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沙飞摄。
1936年10月，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巡展到上海。鲁迅一贯支持新兴木刻运动，关心青年艺术家们的成长，因此不顾病中体弱，参观了展览会。鲁迅日记：“午后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参观过程中，鲁迅坐下来与青年木刻家和外国记者交谈。沙飞为摄影。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 鲁迅诞辰140周年：他完全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凤凰网读书
[2]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 鲁迅诞辰140周年》，豆瓣读书
[3] 《鲁迅，鲁迅》，看理想
[4] 《鲁迅：1881~1936》，博雅人文
来源/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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