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热风(选)鲁迅
《热风》收入鲁迅1918年至1924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随感录三十五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随感录三十六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随感录四十一
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是“数麻石片”（原注：江苏方言），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记起了本志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洗煤炭” [1] 。想来别省方言中，相类的话还多；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1] “洗煤炭”，见《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通信》栏载任鸿隽给胡适的信：“《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语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不知不觉的也入了“数麻石片”党。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虽然反对改革，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字一面，白话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照他的学说，本该去“数麻石片”了；他却又不然，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
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还算不到“大侮蔑”——因为大侮蔑也须有胆力。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after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 A Tempest - Voyage of Columbus (1834)
随感录四十八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古书里的弱水 [1] ，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1] 我国古书中关于弱水的神话传说很多。如《海内十洲记》说：“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这里说“竟是骗了我们”，是说“不可越”的弱水并没有阻挡住外国人的到来。
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别想了一样新号：“西哲”，或曰“西儒”。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搾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 [2] 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
[2] 即迎神赛会，旧时的一种民间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的嘴说： “All or nothing！”[3]
[3] Brand，勃兰特，易卜生所作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All or nothing！”，英语，“不能完全，宁可没有！”的意思。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 [1] ，湖南灾民的布告 [2] ，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1] 指1919年3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控诉陕西军阀陈树藩纵使兵匪残杀无辜民众的暴行的《秦劫痛语》，其中列举兵匪所用的酷刑有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镯子、煮人肉等。（见1919年4月1日北京《晨报》）
[2] 指1919年1月，湖南人民控诉张敬尧暴虐统治的《湘民血泪》，其中列举了张敬尧纵兵奸淫掳掠、惨杀无辜等罪行。（见1919年1月6日上海《时报》）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 [1] ，便好看了。
[1] 对帝王武功的颂词。《尚书·伊训》：“惟我商王，布昭圣武。”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 （？）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
©David Wojnarowicz | Untitled (1988)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作品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坟》《热风》等等，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题图：赵延年木刻作品《鲁迅像》（1961年）
策划：杜绿绿 |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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