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风度，从不说教，话也不多，云淡风轻的感觉。
有一次我上他家去，有个小伙子在，高先生说是他的小同乡，在附近中学教书。我和高先生说话的同时，小伙子在给我沏茶，放稳了杯子，打开茶叶听盖，伸手就要从里面抓茶叶；高先生欠起身来，上前接过小伙子手上的听子，轻轻顿了顿，茶叶就自己落进杯子里了。这过程中，他依然和我在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还有一次，见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做家务，高先生说是保姆。正好是午饭时间，高先生留我吃午饭。饭菜非常简单，最主要的是不可口，颜色也难看。吃时，我心里有些难过，高先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吃了那么多的苦，晚年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后来有一次不知为何事聊起这顿饭，高先生说我那天吃了十只蛏子，而那道汤里总共是十二只。他说着笑得喘不过来。我非常吃惊——有这样的事吗？也许当时我真成了一头“饿熊”。我笑了，同时也感到可怕，——这小说家的眼睛也太厉害了。
有次和我聊天，可他的家乡话，再加上他喘得厉害，上气不接下气的，影响了节奏，使得我怎么也听不懂，我请他用笔写出来给我看。他长叹一声——“好悲哀啊！”顿了好久，不说了。后来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很旧，慢慢打开，伸过来给我看：发黄的塑料膜里一张姑娘的照片，眉目清秀，笑靥微微，特别是两根辫子，不长，只到锁骨以下，但缀在上面的两只蝴蝶结却太熟悉了，锯齿状的，很小的时候还见姐姐们戴过，粉红绸子的，带着一种特殊的香气。高先生说得极慢，慢到确信我听得懂为止。这个姑娘是她的结发妻子，在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劳动一年后死了。那年他三十岁。他们俩是同学，都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她是学音乐的，辞了工作，陪他在乡下改造，病势越来越重。有次去镇上给她去买药，那药要一块五毛钱，可他手里只有一块钱；去了镇上的姨妈家，捱到天黑也未能开得了口，攥着一块钱回了家，两天后妻子就死了。一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里长满了虱子。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成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
这时，他的病也更厉害，——肺上的病灶已发展成一个8x8cm的窟窿。后来不得不动手术拿掉了四根肋骨和一叶肺。这个情况并不是他对我说的，我在他的一篇叫《刃的怀念》散文里读到的。“8x8cm”——读时就好像有一条毛毛虫从心上缓缓爬过。我放下书本找来尺子，照这个尺寸，认真画了个圆——竟比一个鹅蛋还大，赶上我曾见过的鸵鸟蛋了！一个人的胸膛里又能放几个这样的蛋呢？
高先生和我谈他对早逝爱人的想念，却从未谈过自己“从一个年青人变成小老头”所受的苦和委屈，但我从陆文夫等人的一些文字里已知道不少。有一回问他“您觉得委屈吗？”他垂下眼帘，停了一下，轻轻地说“也没什么。”后来我由此想起孙犁，在给初入道的一位女作家信中的一句话：“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这些老人，抱括鲁迅都是这样的——不愿同晚辈谈他们所受的苦难。
高先生和我谈得比较多的，我对他有更多了解，其实是他去世前几个月的海南和杭州。
1998年，我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深造。初冬，收到高先生信，从海南来的。信上说他已到海南过冬了，告诉我那里的电话和通信地址；并说“这里情况好极了，空气，环境，主客之间关系都好，欢迎你假期来这儿。”
12月份正是我们南下写生课，我去了海南。
高先生住在海口江苏作家薛先生处。薛先生是他的老朋友，无锡人，好像在那里有个文化公司，一边经营一边写作，听说正在写荣氏家族。那里有从无锡带来的厨子和女佣，高先生是紧邻无锡的常州人，这样的主客关系确实“好极了”。高先生虽才来不久，比几个月前在南京见到时身体状态好很多，精神也很饱满，步履沉稳而轻松，好像那里的大榕树，饱吸了氧气和光辉，现出一派澹定、从容和活力。他说他常去海边散步，极好，有时走得很远，又不得不回头，当心遇到打劫的。这多少会扫了兴致，但，看得出来，他依然很惬意。他说他在写小说，看了很多电影的碟片，并说“前几天看了一部叫《勇敢的心》，美国人拍的，很好看，你哪天空了，我放给你看。”
他在那里很愉快。
我在那里，薛先生招待了我。我的工作结束了要回去了，便回请他们，好像是去了一个什么山庄的一家餐馆。回来后，高先生又是笑得喘不过来，我被他笑懵了，尴尬地问他笑什么；许久，他的力气好像被“笑”耗尽了，才定住，说：“你请客，还说人家‘菜点多了’！”我这才想起刚才的事。我请客，请薛先生点的菜，最后剩了不少，大家看着桌面，我顺口对薛先生说“你点多了。”其实，那顿饭最后还是薛先生执意买了单——他说我是学生。我因“学生腔”闹过许多笑话，如果都叫高先生见到，怕他都来不及笑呢。一点点小事，在他人甚至是尴尬，在他却是巨大的笑料，总如“星火燎原”，——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一堆干燥的柴伙，不管多小的火星，总是一点就着，那火仿佛一下子从地心里窜出，瞬间气势磅礴，大地震动——好像要吞尽人间的烦恼！说真的，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这种笑；可没想到高先生去世多年后，我却在不知不觉间继承了这种笑。仿佛高先生在旁说——“只要有机会就笑吧；除了笑，没什么道理好讲！”高先生波澜壮阔炼狱般的一生，最后都浓缩到这样绵绵不绝的旷达的开怀大笑里。他是弥勒转世吗？——我有时不禁这样想。
回到杭州，年底收到高先生寄来的信和“墨宝”。——“春笋昼夜能三尺，铁树千年始开花。各具异秉诚可持，岂无残缺靠自察。细想磨砖成镜事，大志当在镜以外。挖井愈深土愈坚，难关更在九仞下。莫把挖泉当目标，泉外还有大世界。——读《熊广琴画集》有感写出共勉。高晓声戊寅冬。”去海南时，我送了高先生新出的画集，在那个年代，我出集子算早的，再加上我当时画画写文章都是在一种较轻松的状态下进行，高先生遂写来了这样的诗加以鞭策。可不是吗——“挖土愈深土愈坚，难关更在九仞下。”后来的这些年我在艺途中遇到多少难关，克服了多少困难啊！诗是用盈寸的行书写在一张小的生宣纸上的，还附加了一张更小的纸头，上面写道：“广琴：不疼不养地写了几句顺口溜，是给你的新年祝词。‘磨砖’一事，见道家一书《七真人传》，我这里反用了这个故事的意思。”高先生的毛笔字和他手稿上的硬笔字如出一辙，劲健而婉约。来信中还谈到他出去买纸笔的情景——“有次为买宣纸及小字笔从家门口一直走到省委门口（隔壁就是武公祠了），还没有宣纸，小笔则太丑，郁郁不得志而还。没有文化真可惜，怪不得鹿回头的那雕塑像生了傻病的胖子。”“郁郁不得志而还”，看来是没买成。那么他后来又是去哪里买了写这字的纸笔呢？从墨迹看，这笔不仅丑，而且顽劣，但执它写字的人似乎更倔强顽强而坚定。信中还说到他“精神好了，在这里闲居太无聊，便想写小说。现在我写小说太难，不为别的，就是要写好它，如果不能超越时代，也一定要超越自己，如果不能，又何必写。最近花了二三十个小时，结果又撕掉了。撕了好，省得浪费读者的时间。”高先生是享有盛誉的当代短篇小说大家，独步一时，他笔下的“陈焕生”成为新时期文学画廊中最具光彩的人物典型之一。评论家认为，“高晓声是继鲁迅和赵树理之后，又一个为中国农民画灵魂的高手。”这位“陈焕生老爹”的历史使命其实早已完成。他早该心安理得地颐养天年，但艺无止境地追求是如此宿命般的不可遏止。
“为什么要写要画呢？只有一个目的，而且是终极目的。就是要写出画出好东西来，因为世界上好东西太少了，所以要创造好东西。”这段话是说我的，因为我当时被一种极度的虚无感笼罩，没有了彼岸感。在海南时我向高先生提出了那个问题。
接到高先生最后的一封来信，已是转年的春天，1999年3月11日他从三亚发来的。信上说他是陪广州花城出版社的老友李士非夫妇来此的。——“总之我非常愉快，前天我一个人下了大东海，我在那儿猖狂地对人类破口大骂，我问：五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小伙子哪里去了？为什么人类出现了如此大的断层？
没有人敢回答。
昨天去了亚龙湾，李氏夫妇走失，害得我丢了下海的机会，才把他们找回来。他们是常常丢失的那种人，所以显得很宝贵。因为现在愿意丢失自己的人不多了。今天他们去南山，我不奉陪了，我出卖劳动力替这儿的主人写一篇序文，以补偿其招待消化的力气。写本信时，序文已出，下午仍下大东海。”这年高先生已是七十一周岁了，如此高龄，一介文弱，沧海茫茫，中游击水，表现出如此强悍的生命意志，很难想像他会在几个月后离世。
三月底的一个细雨霏霏的中午，我和几个同学从学校食堂出来，正要出去上茶楼，却惊见高先生从南山路的中国美院大门快步走了进来。太意外了，事前没有任何消息。他说他后来随李士非先生去了湛江，在那里呆了半个多月，一路游来；过这里看看西湖，后面再去无锡继续神游。高先生黑瘦了许多，他笑称自己原来是个白胖的“坐家”，现在是个黑瘦的赶海的渔翁。他很满意，说这样更好。
高先生在杭州的几天，住在国美招待所里，除了会他在杭州的朋友，大多数时候，我陪他在西湖边散步。清明时节的西湖，碧水如蓝，碧桃似锦，微风则像丝绸，轻拂中无处不惬意。孤山周围有一些露天茶座，走累了便坐下来喝茶歇歇。高先生兴致很高，聊起了许多往事。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爱人。
高先生离开杭州时，路过我的画室看看。画室的电灯坏了，因是租的一个做陶艺的熟人的房子，我不好意思找他解决，自己又难办，就将就着一盏台灯用。高先生看出了我的为难，轻轻地说：“你下楼到小店买个灯泡来。”顷刻间我就买了来。高先生说：“来，我抵着案子，你站上去。”那是个什么案子啊，不过是一大张工程板和两个立着的扁薄的木头盒子搭起来的玩意儿，一不小心晃动，就会倒。我之所以没去换灯泡，就是当心上面立不住人。高先生轻轻地屏住气，抵着，使板子的对边倚紧墙壁。我轻轻地踩上板子把灯泡换了。自此，我也多了一份面对琐碎困难的沉着和耐心。——像高先生那样“轻轻地”解决。
一个月后，我从洛阳写生回到南京，高先生也在南京的家里。这之前的一年我家已从江苏路迁至总统府西面的石婆婆庵，距高先生家不足一百米。那天早晨，我抱着我的侄子去看望高先生。小家伙才十四个月大，一出家门，仿佛刚出壳的小鸟，兴奋异常，见了小朋友就招手，见了女性就喊阿姨。可一进高先生的家门不干了，就挣扎，一见高先生就大哭。高先生在客厅的另一头，站着，有些尴尬地嘿嘿笑着；我更尴尬，因为，在我们的风俗里，小孩子见到老人哭是不吉祥的事，——这，高先生能不明白吗？我心里很难过。可怎么也哄不歇，我只好抱着小家伙离开了。第二天我们在家里请高先生来吃饭，高先生送了我们四只碗和一个玩偶猪。碗，两大两小，洁白的瓷，碗里有朵紫色的蝴蝶兰，精致优美，翻过来看碗底有一行英文“MADEINUSA”。他说是他“在湛江的超市里买的，那些瓷器真漂亮。”小猪则是用椰子壳雕的，瞪着一双无邪的眼，憨态可喜。那天饭后，他还叫去了我的家人，帮着量了厨房尺寸，他要重新改造。看得出来，高先生南下半年，不仅养好了身体焕发了活力，而且，带回了生活的热情。他想要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家。
可是，一个月后我在杭州得到的却是高先生在无锡病危住院的消息。他得的什么病，我没听明白。其实，一直以来我只知道他身体不好，步履有点蹒跚，究竟怎样不好并不清楚。后来想来，还是早年因肺结核切除了一叶肺和四根肋骨，造成的残损和亏空；直接反应就是呼吸困难和虚弱，所以他在空气清新而温暖的海南这样的环境就能活得好。苏南这一带空气质量本来就不如海南，那些年污染尤其厉害；又赶上春夏之交的换季时候，高先生从南方回来更难适应了。——我从海南回来后呼吸道都发炎发烧，更何况他，——他要是在那里不回来就没事了。
六月初我从杭州途经上海过无锡看望高先生。他住在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高危病房里，病房在四楼。高先生已不能说话，插着喉管，在用呼吸机呼吸。听他的家人说，高先生主要是哮喘、肺炎。见我来了，他很高兴。我告诉他这个月是我们的创作课，我要回南京去做，因为，我在杭州“气场”不对找不到感觉，他笑了。当我再告诉他我毕业后有可能去上海的一家专业美术单位时，他示意护士拿来板子和纸笔，然后，伸出一只手，凭感觉在旁人端着的板子上颤抖地缓缓写下：“上海做的其实就是搞艺术专卖”。过了会儿，又要写，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文化最终是累死文化人的”。
“文化最终是累死文化人的。”——如今，这个文化人大象一般轰然倒下了，倩谁来扶？——看着高先生的状况，心忧又无奈。
“会好起来的，毕竟他属大难不死之人”——我在心里这样默念。
我打电话喊来家人，帮着他的家人添买了一些生活用具，并落实好在院外做饭送餐的办法，然后告别高先生，乘夜车回南京了。
此后的南京一直下雨，几十天里就没有出过像样的太阳，梅雨季在这一年好像提前了。六月下旬，我终于完成了创作。——“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芍药又名将离，何谓将离？此花开尽，春即逝矣。”这是我给其中的一幅芍药的题跋。故都烟雨，在那些天里漫漶的全是悲凉。
返校前的一个周日，我对姐姐说“我们一起去无锡看看高老师吧。”
那天，无锡也在下大雨。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束花。
我俩在瓢泼大雨中进入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到四楼高危病房门口，即见一个着“寿衣”的老人被推出来，这是高先生旁边床上的病人，刚亡故。我上次来时，旁边病床躺的是个老太太，听说已经去了。那张床上不停地换人，都去了。只有高先生在坚持。这样糟糕的病房状况对高先生的精神能没有刺激吗？一个终其一生关怀他人灵魂的人，在病危和死神搏斗之时，应该得到怎样的“人文关怀”呢？医生也难过地说“没办法，病房紧张”。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次高先生的呼吸机除掉了，没有插管，能轻轻地说话。他在好转。他的精神很好，一再叫我说说南京的情况。我说南京在下大雨，很大很大，路都给淹了。高先生听着不停地叫我继续说，我又说南京在下大雨，下得很大很大……老是围着“雨”转，说不出别的。后来我想老人当时一定很失望。
临别时，我告诉他我们还有半个月就要放暑假了，那时他也该出院了。高先生笑笑表示认同。
一天清晨，我在杭州的画室里，为一个同学画册页，那盏固定在书橱上斜斜地伸过来的台灯的长长的臂，突然断了。惆怅间生出一丝不详的感觉。
下午我接到高先生儿子打来的电话，说高先生已于当天早晨去世。那天是1999年7月6日。高先生病情后来不是好转，而是恶化，最后在无锡第二人民医院病逝。享年七十一周岁。
三天后，我回到南京，去高先生家祭奠。祭台设在他的书房，一边的书桌旁还挂着我几年前送给他的一幅白梅。
后来我想，若以植物的形象论高先生，最贴切的意象还不是梅花，是莲花。他的一生都是在泥泞中跋涉——风雨如磐，惊涛骇浪的，岂止是污泥浊水，简直就是从十八层地狱生长，开出花来，——一朵莲花，丰盈，坦荡，慈悲，洁净而芬芳。
2012.12.26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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