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刘国松的再认

                  刘国松的再认

                       范迪安

博物院举办这次刘国松先生绘画--甲子展，使我们有机会重温刘先生各个时期的艺术风貌。从80年代初到今天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在不同时期对刘先生的作品和思想不断加深了解。所以这是一次重温，重温也就是再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刘国松的艺术，在当前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视角是他的创作方式在中国画坛引发的观念变革和形式创新。以刘国松为个例，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画的变革之路，特别是中国现代绘画如何从传统的母体中蜕变延伸。另一个视角是--变革中的中国画坛为什么接受了刘国松？为什么从文化的认识角度到具体的实践方式上，接受了刘国松？当然这两点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刘国松的艺术不仅跟台湾50年代以来的画坛密切相关，也跟我们“新时期”的艺术密切相关。“新时期”是中国大陆特殊的文化术语，指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的文艺的变革；宏观上看，“新时期”具有和1978年以前的中国不同的整体的文化系统属性，同时，它又特指在1978年到1980年代末期这一具体的历史时段。将刘国松的艺术与大陆新时期的中国画变革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大、更丰富也更深远的语境，这是我们今天对他的艺术可以常谈常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国松对于新时期中国水墨画的影响，目前已经有许多的研究。特别是林木先生的新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素材。就刘国松本人来说，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典礼的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1983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的刘国松个展，更是他与中国画家们会面的一个契机。从此之后，几乎可以延续到1987年，刘国松在大陆各个地方举办个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一系列的演讲，构筑了刘国松理论与实践的整体系统。

当然，对刘国松艺术在这个时期对中国画的影响，要获得更深层理解，我们还需要从中梳理出当时中国画坛的文化境况。大陆画坛当时对刘国松的接受，有不同的方面，从这不同的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大陆中国画坛自身的变革的需求，或者说是那个时期的历史需求。比如江丰这样的老一辈艺术活动家，当时美术界的领导者，他所看重的是刘国松艺术在中国画创新中的意义，我们知道，“创新”这个词，正是80年代初期中国画坛非常流行的字眼。所以他用“别具慧眼，有胆有识，不甘于墨守成规，独树一帜”这些词来评价刘国松，其实都是评价他的创新意识。在吴冠中先生这样的中国画改革者那里，他是80年代的先行者，他看到是刘国松现代的形态构件，特别是艺术形式或者语言上的抽象美表述，这和吴冠中先生提出的”形式美“和“抽象美”形成一种契合。当然，1983年晚一点的时间，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周韶华先生的大型个展，那个时候周先生也在提倡关于艺术性的再认识和再发现的问题。刘国松在中央美院的演讲结束之后，吴冠中对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语言”两个字正确切地表达了新时期中国画坛接受刘国松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当然，还有一些画家，是从刘国松更具体的方面，例如“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这些技法层面去接受他，从他的技法来透视他的观念和个性。到了后来，更年轻的画家，像谷文达和今天在座的刘子健等，他们都是从刘国松在视觉形式上所出现的革命性，特别是他的反叛精神这样的角度接受他。

刘国松与新时期中国大陆画坛的学术渊源，表明了文化接受的一种原理，那就是接受总是有准备的接受，而接受的效果在特定的文化情景当中才会产生。一方面，大陆画坛在当时的讨论，主要围绕“传统与现代”这个总命题，因为大陆整个社会在当时是以现代化为理想的，这是80年代突出的表现，可以说，水墨画坛讨论的问题，也就是整个社会理想在文化上的表现。 这构成了刘国松被接受的一个基本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大陆画坛自身的学术讨论，如围绕“艺术美，抽象美、非主题、自我表现，现代形态”等实践性命题所进行的争论，也都需要刘国松这样一个在当时比较成熟的现象和个案。所以刘国松的艺术在当时就成了一个可以从多种管道加以发挥的丰富的资源。当然，为这个资源能够在大陆亮相，大家都已经自觉或部份自觉地做了几十年的努力。这是艺术史上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对刘国松的艺术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解释。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另外两个事实。1981年，刘国松受邀参加中国画研究院的庆典，当时的院长是李可染先生。而在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上，刘国松先生和李可染先生同时获得了特别奖。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刘国松和李可染先生之间有没有一种学术的关系？如果有，那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文化接受是除了一种影响式的接受之外，还有一种对话式的接受。在我看来，刘国松和李可染之间，就是文化对话的接受。今年是李可染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对他也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再认识，他和刘国松的会面不是见面式的会面，而是两位大艺术家在创造方式上，各有代表性趋向的一种历史的约会。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位对传统、对自然、对笔墨的认识上，做一点很粗浅的比较。因为他们两人当时都在画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两个在艺术上确实走着不同的道路。李可染对传统的研究是一种深层次的研究，这也是他艺术世界的根本，我们都知道他对传统的态度是“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一精神上的背反形成了一个很坚实的通道。这样一条纵向的通道，使李可染的艺术从传统深处脱颖而出。而刘国松首先是反传统的，仅管他也不断地谈到尊重传统的重要性，但是起家的刘国松和成名的刘国松，对传统的姿态是不一样的。刘国松的挑战传统在很长时间内，比他的尊重传统更为重要，传统可以从内部去认识，往外走，也可以从外部维护它，甚至把它当做一个异己的物件。或者我们可以说，刘国松是从外部来看传统，而李可染是回到传统深处再来看传统，我想这不同的路线很值得我们做一点思考，这涉及到我们现在社会变革的方向和道路。

另一方面，李可染先生坚持写生，他甚至是坚定的写生派，他强调的是身在其中。而刘国松先生不只是一个面向自然的画家，他反过来跳出传统的自然观，进入太空，这样一来，无论是画面的空间结构、意境，还是关于自然的态度，都有非常大的差别，毋论笔墨了。

在这里，我们要谈的不只是两位先生的差别。他们两位大师当时没有留下更多的对话的史料，我不知道李可染先生怎么看待刘国松，但是李先生是欢迎刘国松的，而刘国松则非常欣赏李可染先生。两个人同时获奖也是意味深长的，李可染先生仅管尊重传统，但是他也看到了，整个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整体上是需要很多条道路的，这也是刘国松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张。这样一来，两位先生，一位是在当时就很有成就的大陆的长者，一位是从海峡对面过来的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对话。这种对话，可以使我们回到这个会议的主题，来思考中国画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画随着现代化走向现代形态的过程，有着丰富的历史线索和多元的发展方向，最重要的是--它的整体还在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