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潘絜兹先生入室弟子，是我此生最幸福的事。跟随恩师24年，老师对我的教诲和影响让我受益终生。老师从来不要求我等弟子对他亦步亦趋，而是以他高尚的人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艺术实践，用他的一言一行，默默地熏陶、影响着弟子们，好像禅宗不以言传、不立文字、只重心悟。我矢志不渝的坚持工笔画创作并略有成就，得益于老师的亲炙和引领，得益于老师的人格力量。
许多与老师交往过的人都认为潘老有些“讷于言”。老师平时的确话不多，但不是“木讷”，用孙克先生的话说：是“大智大慧而守静守拙”。老师与人交谈从来不信口开河，不做夸夸空谈，没有长篇大套，教诲弟子也是如此。他不仅是画家，更是学者，说出的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充满睿智，富有远见。所以每句话在我和其他弟子的心中都重若千钧。
1992年，老师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主任后，开始从宏观角度思考中国画的发展问题，他在与我和荣子林、罗远潜、雷公、袁翔等学生的交谈与通信中，不止一次要求我们开阔眼界，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民间的、民族的、外来的、当代的艺术，中外古今，取用在我，在多元的世界艺术中显示出中国画巨大的魅力。这些话让我们茅塞顿开。
1993年4月，老师将如上思考和对弟子们语重心长的教诲凝练成“大中国画观”正式发布，提出以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来推动中国画的发展。强调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融合精神，是“大中国画”繁荣发展的根基。并指出“我们提倡‘大中国画’，也要有接纳外来艺术的博大胸怀，一切外来文化，接纳而不被消化，便不能进入本民族的传统”。他号召画家从封闭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书斋画室中解放出来，走向大环境、走向社会、走向人民，题材要拓展、技法要出新、工具要改革。不管是接受系统教育的学院派，还是自学成才的草野派，不管是名家巨匠，还是民间艺人，多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开创中国画丰富多彩、百花争艳的格局，开辟中国画更大的天地，超越历史，再造辉煌。老师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化情境下提出“大中国画观”，正是基于他高起点、宽胸怀、勤思索、严措辞，“大中国画观”对开创丰富多彩的“大中国画”格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老师“敏于行”，老师对弟子们身教胜于言教，用无私奉献的精神与行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
老师自比铺路石子，要为中国工笔画走出低谷，铺出一条五彩路：并一直以春蚕精神自励，愿为中国工笔画走向辉煌，吐尽最后一根丝。他的诗句“身似顽石堪铺路，心如春蚕甘吐丝”正是老师无私奉献精神的写照。作为弟子，我们亲眼目睹了老师为他钟爱的工笔画艺术吐丝绵绵、奉献终生的言与行。
我已记不清老师撰写出版了多少有关中国工笔画艺术的理论专著，写了多少推介工笔画家的文章，记不清他创作了多少工笔重彩绘画精品，复制修复了多少石窟、寺观壁画，记不清为高等艺术院校的学生上了多少次工笔重彩技法课、做了多少次讲座，记不清他辅导了多少有志于工笔画创作的后学新锐，也记不清他为公共事业捐赠了多少幅自己的作品！……但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他曾为工笔画盛极而衰，步履维艰，后继乏人而忧心如焚、夜不成寐；也记得他在工笔画处于低谷时就高瞻远瞩地预言：“工笔、重彩有最光辉的未来”，记得他为振兴工笔画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吁，发起成立北京和全国两个工笔画组织，为促进工笔画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记忆最深的是，当老师看到在中国美协的支持和中国工笔画学会的推动下，中国工笔画创作日渐繁荣，在全国美术展览和全国工笔画大展中表现不俗，渐渐回归主流地位时，他兴奋不已的情景。记得他欣慰的宣布“中国工笔画终于走出了低谷，看到了无比开阔的前景”。老师不为己喜、不为己忧，他的喜与忧全系于工笔画艺术，为工笔画衰而忧，为工笔画兴而喜！
2002年2月3日（农历腊月22），我出席河北省政协会议后自石家庄返回承德途经北京，去第六医院看望因心脏房颤住院治疗的老师潘絜兹先生。那天老师的精神很好，说打算腊月28出院回家过年。老师跟我谈了五件事，一是让我六月份陪他去慈溪出席奇迪杯第五届全国工笔画大展开幕式；二是希望年内我能陪他再重访一次敦煌以圆旧梦；三是老师拟再写一部有关工笔画研究的论著，要我和荣子林帮他做些资料的整理工作；四是他对未能实现他倡导的举办“重振汉唐雄风”师生工笔画联展意犹未甘，希望择机兑现；第五则是老师重点谈的问题，他说自己已经88岁了，年迈体衰，再担任中国工笔画学会、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等众多社会团体领导职务有些力不从心，但他心中放不下工笔画事业的发展，因注册、团结等问题，对他身后中国工笔画学会的前景隐有担忧，希望中国工笔画学会良性运行、中国工笔画有更大的发展。叮嘱我不管将来谁担任中国工笔画学会的领导，作为老会长的学生都要顾全大局全力支持新会长、新班子的工作。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心系工笔画事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是老师生前对我讲的最后一席话！仅仅过了六天，腊月二十八（2月9日）深夜，我接到师弟潘贺的电话，老师因血栓栓住了脑干，已陷入昏迷病危了。我连夜找车赶往北京，翌日清晨我赶到医院，伏在老师床边呼唤恩师，老师的眼睛盯住我，嘴角微微在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直至8月10日老师去世！老师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象春蚕一样吐丝至死、寸缕是贡的庄重诺言！老师的贡献美术界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但老师在病危前两天（2002年2月7日）写给北京画院王明明院长的信中还写道：“深愧贡献甚少，受惠良多”，这是老师生前最后的文字。每思及此，我就止不住泪水。
老师视工笔画为生命，自髫龄学画便与工笔重彩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孜孜以攻，精益求精。
老师四十年代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从事莫高窟、榆林壁画的研究与复制。敦煌求艺，为老师艺术风格的形成夯实了基础。
他创作于50年代初并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的代表作《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便得益于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感悟。细审全画，无一处不精，无一处不工，尽精微、致广大，近观取质，远观取势，画幅不大，但充满了沉雄博大之气，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老师巧妙地把对立的因素统一在同一画面中，这幅画甫一问世，便为老师赢得了很大的荣誉。1982年，这幅作品又为中国画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荣获了法国春季沙龙金奖。此画堪称中国工笔重彩绘画的经典之作！但是，老师却不止一次向我表示，这幅画还有一些不尽如意之处，从六十年代起就酝酿着重新绘制，希冀超越，但因文革的干扰未能如愿。80年代后期，老师创作《敦煌组画》的构思成熟，改画《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也在《敦煌组画》的整体构想中。他用何海霞先生馈赠的几张丈二匹旧宣纸（根据不同构图篇幅略有剪裁）开始着手落实多年夙愿。当完成组画中《三危圣光》、《神人之间》两画后，一场大病险些夺去老师的生命。1992年，老师突发严重脑血栓，住院治疗不见好转，医院宣布病危，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后经专家建议转院至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继续治疗，广安门医院中医师妙手回春，让在死亡线上转了一圈的潘老又赢得了十年寿命。大病初愈，潘老又忘我的投入到《敦煌组画》的创作中。1996年，《敦煌组画》全部完成。1999年，中国美协、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画院、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潘絜兹《敦煌组画》暨从艺七十周年回顾展”，耄耋老人的六幅巨制——《敦煌组画》横空出世，赢得了满堂彩！其中根据《石窟艺术的创造者》改画的《石窟献艺》更令大家赞叹不已。与《石窟艺术的创造者》相比，《石窟献艺》做了几处大的调整，一是将供养人组由晚唐节度使张议潮一家改为盛唐沙州都督乐廷环一家；增加了导引和尚一人和送茶饭画工眷属两人；由重彩改为以白描为主，略施淡彩，舍弃原画中供养人的锦衣美服的色彩与纹饰，以突出画面主体众画工。暗洞中增加一抹七彩佛光，以增加画面的神秘性。专家认为：《石窟献艺》的艺术境界较《石窟艺术的创造者》有很大的提升，关键在于潘絜兹先生历史观和艺术理念的升华。老师对艺术探赜钩深，创新进取，永不满足，永不停步，令我等弟子钦佩不已，崇敬万分！
老师对中国工笔画艺术虔诚的追求和至死不渝的坚守和为振兴工笔画、推动中国画的发展、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铭心镂骨，这种影响将一直延续到我的终生乃至后人。
蒙中国工笔画学会领导和理事们的信任，我被推举为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和中国工笔画学会同道共同接过了老师传下的重担，承担起弘扬工笔画艺术的重任。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的春蚕精神、铺路石精神继承过来、传续下去，无论是作为潘絜兹老师的弟子，还是作为中国工笔画学会的负责人，我均责无旁贷。我要不负众望，不负老师嘱托，为让工笔画艺术薪火相传，像老师那样以春蚕吐丝的精神为中国工笔画事业奉献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简介：萧玉田，潘絜兹先生入室弟子。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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